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

同年8月，李惠堂随南华去澳大利亚，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开场仅5分钟李惠堂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独中三元，澳州当局专门授予他金质奖章。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

1936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四处进攻，北平天津时刻处于危险中。国家要防御，财政困难。此时李惠堂率领中国足球队到柏林自费参加奥运会（当时的民国几乎没给路费）。 他们提前两个多月出发，李惠堂和队友沿途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4平的战绩，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又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和火车，住最差的船舱，咸菜就饭，一路省吃俭用，风尘仆仆，赶到柏林参加奥运会。

柏林奥运会开幕式上，李惠堂高举国旗率领60多名运动员步入奥运村

1936年中英比赛开始之前，李惠堂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裁判介绍队友（右二为李惠堂，左二为孙锦顺）（版权图片，客名君翻拍 ）

中国队首战就遇到了英格兰队，上半场表现佳，后面体力下降、技术不及而败北。 但中国队在之后英、法、奥等国的邀请赛中，欧洲人对这支中国队是有着相当正面的评价的。此行为中国队拓宽足球视野提供了宝贵借鉴。他们回国后，很快投入到抗战中。

1943年，李惠堂（后排右一）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组建“航建足球队”到各地义赛募款，当时在西南举办的复兴关中美英足球义赛，由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主持开球礼[3]。二排右一为李惠堂。

李惠堂开始大后方“体育救国”历程。为拯济灾民，他率建航足球队，辗转广东的韶关、龙川、五华、兴宁、梅县之间，还到过广西的柳州、桂林，四川的重庆、成都、自贡和云南的昆明等地，举行了139场足球义赛，宣传抗日，并将募捐所得系数支援抗日。

1947年，在香港举行的上海、香港埠际赛，李惠堂为香港队队长，以五比一取得最后一次足球比赛胜利，此战成为李惠堂的挂靴之战。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初，贺龙曾邀请李惠堂做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因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1948年、1960年，李惠堂又作为教练带领港台球员参加过伦敦、罗马两次奥运会。

1954年之后，李惠堂以主教练的身份，召集了一批香港足球精英，并率领这支球队连获第二、三届亚运会冠军（第四届无法参加）、出线第十七届罗马奥运会，还参加了马来西亚的“麦的卡杯”足球大赛。

李惠堂率队参加伦敦奥运会

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李惠堂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世界杯，现场观看了世界杯。这一年，李惠堂53岁，贝利18岁（19虚岁）。他提到当时在这场世界杯“出星”的贝利，说贝利是个天才。

李惠堂评价贝利（视频，原声录音）

1954年亚运会期间，亚洲足球联合会宣告成立，李惠堂获选为首任秘书长，一直任职到1965年。1965年，60岁的李惠堂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1966年，李惠堂被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在世界足坛享有很高的威望。

李惠堂（倒数二排右三）和英国女王（二排左二）在罗马第17届奥运观礼台上

1976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该 杂志列出了五名当时历史上最出色的球员——南美贝利、英国普斯卡什、西班牙迪斯蒂法诺、匈牙利斯坦利·马修斯和中国李惠堂，评论李惠堂为“亚洲球王”，称其一生攻入1860个进球。尽管并非来自官方认证，但也足证其声名之远播。“球王”的称号，是中国乃至世界球迷对他所作贡献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李惠堂终其一生获得过包括“亚洲球王”在内的50多个荣誉称号、 100余枚金质奖章、120多座银杯。曾4次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并获足球冠军。

李惠堂一生写过不少关于足球的书籍。 1928年，李惠堂用文言文写出我国最早的足球理论《足球经》，最早提出“足球即国球”的概念。后来，著有《足球读本》《足球登龙术》《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规律诠释》等足球书籍，以及《鲁卫吟草》诗集、《离了母胎到现在》《香港足球五十年》《回首二十年》《良母的模范》等文章，散见于中外各地报刊杂志，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他在《足球技术》一书中对足球基本功和实战中场上位置安排有详尽叙述，他还将练习方法以图解的方式加以说明，示范图大部分都是李惠堂本人的示范动作。这是他半个世纪足球生涯的心血结晶，对足球初学者具有十分可行的指导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